方兴知道，召公虎寻访兮吉甫许久，为的便是今日这番促膝长谈、虚心求策，而身边的仲山甫更是意外的收获，老太保好久未曾像今日这般谈兴甚浓。
老太保道：“自共、夷、孝、懿四王以来，大周朝纲不振，四夷屡叛，国力渐落。周厉王即位后，颇有中兴之气象，可惜终在专利一策上功亏一篑。如今，新王即位，主少国疑，百废待兴，想请教二位贤士有何治世良方？”
见召公虎身份尊崇却礼贤下士，兮吉甫和仲山甫不敢怠慢，纷纷献策。
兮吉甫高屋建瓴：“大周如今之困局，可分内、外二策以解——内者，首要富国，次要强兵；外者，一攘四夷，二抚诸侯。”
召公虎大喜道：“愿闻其详！富国如何？强兵如何？”
兮吉甫道：“富国，乃解决内忧之本也。大周自公亶父起，历代先王前贤皆提倡以德治天下，以至后世诸王皆以为，只需施以德政，便可以垂拱而治天下大，此言谬也。”
方兴知道此言大悖常理，召公虎也是不解。
兮吉甫道：“此策还得垂询仲山兄，他曾言，国富方可治天下，国贫必然途穷。仲山兄遍览历代经济简牍，方知仓廪之实，才可牧四方之民、统御万方。”
召公虎称是，转而问仲山甫：“仲山先生，愿闻高见。”
仲山甫道：“太保，这还要从夏朝开始说。大夏虽一统中原，但国土狭小，唐都方圆不过百里。大禹治水后，夏人以农为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自然德治足矣。然有夏一朝战乱频仍，边患四起，何以故？并非德政有缺，而是王室积贫积弱、国小兵寡之故也。”
召公虎频频点头道：“此高见也！夏王朝之倾覆，确是因为小国寡民，失控于方国之故，这才被东方夷人领袖商汤所灭。”
仲山甫又道：“再说商朝，殷人渔猎为生，鸣条一战灭夏后，才占领肥沃中土。但殷人从不务农，而是大行货殖之道，或买或抢，攫取周边农耕部落出产之粮。久而久之，商王室越来越富，其四方诸侯却成了竭泽之鱼。
“商王朝立国之本有三——尚武、重商、崇巫。武力强则服偏远，财力盛则雄邦国，巫术兴则蔽民智，商朝国力登峰造极，疆域也达夏朝数倍。然而商王室屡屡迁都，早商迁都八次，晚商迁都五次，可知何故？”
召公虎道：“此事历来众说纷纭，有人云乃水患频仍之故，有人云乃王位倾轧之故，莫衷一是。”
仲山甫摇了摇头：“非也，商人迁都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缺粮！”
“缺粮？”召公虎沉吟。
仲山甫道：“正是！我们周人安土重迁，以耕种为国本，不离故土。可商人不同，他们四海为家，逐利而迁，故而哪里有粮食便迁都于彼。长此以往，贩粮者越多，种粮者越少，岂不坐吃山空？
“直到盘庚迁殷，才重新重农，此后再未迁都。盘庚在位之时，商王朝转危为安，王位传到其侄武丁手中，国力到达鼎盛，八方来朝、四夷宾服，这都是盘庚王迁都中兴的功劳！”
召公虎道：“夏有少康中兴，商有武庚中兴，如今大周也已非中兴不可，我辈当以史为鉴也！如此强盛的商王朝，后来是如何颠覆？”
仲山甫道：“古人云‘盛极必衰’，商朝之覆灭，后人往往简单归咎为周王无道，太过武断。商朝富甲天下，纣王南征北战至北海、南海，造鹿台、肉林酒池，如此奢靡，国力尚未穷尽。”